周末和一个认识了30多年的朋友在罗马湖边吃饭，谈到现在和过去，感觉我们的人生似乎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那些共同认识的朋友和我们自己，都遵循着从过去就有迹可循的命运。过去会有各种的偶然把人引向不同的生活，到了中年以后都倾向于均值回归；每个人的命运都开始匹配和回归到各自的认知与性格所埋下的伏线。如果过去二十年的主题是尝试，是探索各种人生的可能，现在更像是一个收获的季节，同时也是一个被人性的弱点收割的阶段；那些潜伏在人性中的问题都开始反扑，毫无惊喜的，和概率论中描述的那样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，把每个人引向其宿命。偶然翻到15年前，自己写过一篇叫《外面的世界》的文章，回忆25年前的时候，也是和这个朋友一起的一些经历和展望。而25年后的此刻，再次读到，却是一些不同的感觉。
大家沿着山路从乡下走回县城；我们走了两天，走到最后，只有在在烈日下数着路碑，一公里一公里的向前熬着，脚已经快不听使唤了。为了能坚持下去，我们一首接一首的唱着歌，谈着未来。我曾经这样描述着那个时候：“我们数着路标，谈着人生和理想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向往着外面的世界，希望有一天我们都能创造我们的奇迹。我们兴奋的等着高考的成绩，就像等着通向一个娱乐场的入场券” - K
后来我们都拿到了我们的入场券，投入了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。外面的世界对我而言是一种意象，不是具体的地方，而是一种关于人生目的的比喻。它意味着我的意识之外的领地，可以是一种新的思想，一幅新的画，一个新的编程技巧。终其一生，我们都需要不停地挣脱目前的所在，朝一个陌生的方向走去。
高考之后，我终于来到了外面的世界，离开了那些大山，来到了北京。我还记得，父母送我来学校，离别的时候是一个晚上，月亮很圆很亮，我送他们走过了学校旁边的天桥。我父亲转身让我回宿舍去吧，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远去。- K
我清楚的记得当时父母的样子，此刻突然惊恐的发现，我现在的年龄就是当时我父亲送我到大学读书的年龄。那个时候仿佛是我被抛入这个真实的世界的开始。25年前的那个傍晚的月下，好像是一个接力长跑交棒的时刻，我的父母完成了他们的人生主要的探索和选择，然后我开启了那些新的未知的可能性。上一代人似乎一切都如此从容的发生，而我们更多的生活在焦灼和不确定之中。像是《百年孤独》，每一个人看似都在上一代人的基础上继续向前，但本质上只是以各自的姿势在重复。我曾经以为我这一棒走的更远一些，但其实没有，但我们的前面总是很大的振幅，未来的一切依然是那么不确定，随时的可能被世界碾于车轮之下。像在过去做战略咨询，开场总是会描述 critical strategic challenges - 挑战是永恒，永远 critical。
我总是觉得，我生活的世界不属于我，总觉得世界不会那么的狭隘 ... 我后来去了十几个国家，有中东的荒漠，有南亚的热带雨林，有一望无际的海上 ... 我接受不了狭隘的，单一的世界。-K
每一个外面的世界，其实都和我们最初所想不一样；每离开一个旧的世界，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，往往也伴随着其反噬，对一个人如此，对一个文明如此。外面的世界不一定会更好，只是不同。如果说相同的地方，则都是在否定现在的世界，在寻找外面的世界。这三十年来，我也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转变，感受到了社会结构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世界是在向前，但永远不是线性的，我们永远面临各种问题，无法停歇。我的外面的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根基是理性主义，我看到这些思想如何成为现有文明的基石，如何开出了文明的花朵；在一个90年代偏远小县城，我放眼望去，周围都是放着港台电影的录像厅，台球厅以及游戏厅，无论是大人的世界还是同龄人的世界，感觉在文明发展程度上偏离了我认为世界应该的样子。但是，欧洲和美国又走向了哪里？我看到的是那些向上的充满生命的文明的花朵在枯萎，也同样在面临新的问题中试图寻求突破，或者在无法突破中没落。一个社会和一个人一样，一切仿佛都没有终点，前面的前面还是前面，世界永远在变得更好同时变得更坏。 在《Evolutionary psychology》中看到关于 hedonic adaptation 的理论，满足等于停滞，这种向前走的打破现有状态的心理是我们进化而来的设定，是自然选择所带来的心理机制。即使像是曾国藩，在他的临死之前，也依然在试图反省和走到一个新的世界。
“余精神散漫已久，凡遇应了结之件，久不能完，应收拾之件，久不能检，如败叶满山，全无归宿。通籍三十余年，官至极品，而学业一无所成，德行一无可许，老大徒伤，不胜悚惶惭报。” - 曾国藩临死前日记
接受并顺应这种设定，或许是年龄带来的为数不多的积累了。